曹冲(皖西学院)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支持革命老区加快发展”。自2006年安徽省提出以“合肥为中心，六安、巢湖为两翼”的“省会经济圈”以来，以“合肥都市圈”为载体的同城化发展已成为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合六经济走廊作为合肥都市圈的核心廊道之一，在合肥都市圈一体化和皖西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地方政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找准定位，东向对接，适时提出了“链上合肥”的发展思路，深入推进“合六同城化”和“合六经济走廊”建设，积极融入“合肥都市圈”“长三角一体化”，全面承接长三角地区特别是合肥产业辐射，进一步加快了合六同城化步伐。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本文以“合肥—六安”为研究主体，试图回答以下关键问题：如何评价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如何刻画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态势?怎么辨识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有哪些?等等。基于以上问题的回答，对于把握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进程，剖析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探索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提升路径，引领带动合六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相关研究进展看，同城化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新的治理模式，逐步受到政界和学界的关注。2005年，《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在区域发展策略中提出“与香港形成同城化发展态势”，这是“同城化”概念在国内的首次提出[1]。而关于“同城化”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却不断在深化之中，且邢铭提出的“同城化”概念已形成了主要共识[2]。作为一种新的区域发展理念，相关学者在“同城化”概念的基础上围绕同城化水平测度及效应、发展模式、空间特征及规划、生成机制和动力机制、发展路径与管治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从同城化水平测度及效应看，郑力翔和汪军民对武汉都市圈的同城化水平从要素、产业、交通和生态等维度进行测度[3];张菊伟和李碧珍采用改进后的产业结构协调指数对福莆宁同城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发现其存在显著的产业同构现象[4]。从同城化发展模式看，郑晓伟和惠倩提出了“极核强化、网络嵌入、廊道拓展”的空间发展模式[5];焦张义和孙久文在跨行政区的理事会模式、地方政府首脑协商模式、上级政府派出机构模式和联合党委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同城化模式的改进，即政府参与的新理事会模式[6]。从同城化空间特征及规划看，李祥妹等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了宁镇扬经济发展空间特征，得出其存在空间同构性及异质性特征[7];李晓晖等从空间层面角度提出了由整体到局部、协调对接的规划对策[1]。从同城化生成机制和动力机制看，桑秋认为城市间经济社会空间融合、政府企业化和合作型管治方式是沈抚同城化的主要生成机制[8];衣保中和黄鑫昊则认为市场一体化才是同城化发展的微观动力，而产业互补则提供了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9]。从同城化发展路径和管治对策看，王开科认为同城化发展的合理路径应在城市合理分工的基础上谋求更多的合作[10];黄晓军和黄馨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提出了同城化合作机制，即构建多元自组织的政策网络机制、完善多层次同城化组织机构与协商机制、建立利益分配与横向财政转移补偿机制、制定同城化合作的制度激励与约束机制[11];吴蕊彤和李郇引介跨界管治理论，探讨了同城化跨界地区的管治建构模式和特点[12];陈筱玲等认为要让同城化规划未来之路更顺畅，需要建立统一的权力主导平台、民主的对话平台和开放的公众参与平台[13]。
总的来看，已有研究围绕“同城化”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但仍存在拓展的空间。第一，研究区域层面，尚未涉及合六同城化层面的研究，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如何，与其他区域同城化发展存在哪些异同点，是否存在个性特征缺乏深入分析。第二，驱动机制方面，现有研究多基于“属性数据”考察同城化发展的规范影响因素，未能考虑到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证传导和联动现象。第三，研究视角方面，现有研究多采用经济增长指标对同城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却忽视了除经济增长外的其他指标的重要性，不利于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合六同城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从要素、产业、交通、生态和开放5个维度构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测算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内外源视角考察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机制，进而探寻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提升路径。
二、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形成机理
(一)顶层设计，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所谓“顶层设计”源于网络工程学术语，最早被用于电子政务网络建设，后被引入社会经济改革领域。“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顶层设计”，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中被进一步强调，且频繁出现各领域各过程。合六同城化伴随着合肥都市圈概念被首次提出，通过不懈努力，两市同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尤其是近几年，合六同城化步伐迈的越来越大，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撑。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培育发展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的战略目标;《合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六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合六经济走廊发展规划(2020—2025
年)》均提出要“推进合肥、六安同城化发展，高质量建设合六经济走廊”。由此可以看出，合肥和六安始终立足于顶层设计，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
(二)数字技术，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中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形态下的新技术，是数字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与数字要素相融合直接影响都市圈乃至同城化发展的方向，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关键动力，成为其把握战略主动的重要抓手。当前，数字技术正在飞速发展，为变革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重塑生产关系带来了源源不断地动力。尤其是数字技术带来了生产力质的飞跃，重塑了同城化的区域发展理念、规则和方式，正在驱动新基建、数字政务、数据治理等领域的转型升级，是实现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可见，数字技术赋能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对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是系统性的。也就是说数字技术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泉，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借助数字技术优势也可以实现一体化发展。
(三)统一市场，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各类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从表面上看，统一市场与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二者之间具有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长期性与阶段性的政策连贯关系和全面开展与局部试点的经验积累关系，但是从更深层次看，统一市场是同城化在区域市场发展的极化，是一种从模糊到融合再到延伸扩展的过程[14]。一般来说，统一市场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实现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另一个是在商品要素资源自由流动过程中实现公平公正竞争。如果同城化不能打破各自为政的小市场和内部小循环，拆除要素流动壁垒，形成大范围内商品和要素畅通流动的大循环，按照市场规律进行高效率运转，维护公平竞争，那么统一市场建设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可见，统一市场在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
(四)消费升级，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正在由数量主导向质量主导转变，并且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也成为消费需求持续扩大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5]。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循环链条中，消费始终属于终端地位，也成为下一阶段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新起点，关乎着下一阶段各环节的循环畅通[16]。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并不是由单一的需求或者单一的供给所决定的，而是由高质量供给和高质量需求相匹配的一个动态均衡过程。高质量的消费需求能够助力引领高效供给，同时高质量供给也必须满足有效需求为目标。不管怎样，需求层次的提升必定会倒逼供给产生有效反响，即消费升级一方面推动合六同城化高质量供给，另一方面牵引合六同城化高质量需求。可以看出，消费升级既是检验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更是促进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三、研究方法
(一)熵值法
熵值法是属于客观赋权法的一种，由于它根据各指标提供的数值，在嵌入准则时平衡众多指标准则之间的关系，能够计算出比较客观的指标权重，使得评价结果更加准确合理[17]，并且相比主观赋权法而言，具有较高的精准度和可信度。基于此，本文采用熵权法对各维度指标进行赋权来综合测度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熵权法的具体操作步骤可以参加陈明星等[18]和王军等[19]的研究。
(二)计量模型估计方法
为了探究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机制，构建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四、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测算
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涵盖多方面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单一的指标难以全面衡量其真实水平。因此，本文借鉴郑力翔和汪军民[3]的研究，从要素同城化、产业同城化、交通同城化、生态同城化、开放同城化出发选取12项基础指标构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通过熵值法测算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以期科学评价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具体如表1所示。
(一)指标选取依据和指标体系构建
1.要素同城化。要素同城化是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要素流动的规模、范围和方向的不同往往导致区域经济形态发生变化。关于要素同城化的二级指标选取，本文主要参照卢新海等[20]、郑力翔和汪军民[3]的做法。其中，劳动力流动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与户籍人口数之比来表征;资本流动用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征;技术流动用科技支出与地区财政支出之比来表征;信息流动用地区邮电业务总量与常住人口之比来表征。
2.产业同城化。产业同城化是合肥和六安在相互依存的空间范围内，各产业主体在规模、方式、布局等方面进行广泛联动，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会发生显著变化。基于此，本文选取产业结构相似度[3][20]和产业结构高级化[21-23]两个指标来刻画产业同城化水平。其中产业结构相似度用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来表征，具体测算公式参见已有参考文献;产业结构高级化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来表征。
3.交通同城化。交通同城化是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合肥和六安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布局以及交通物流网络密集程度的不断完善，极大地推进了合六同城化进程，尤其是合六之间的连通性和可达性均大幅度提高。限于城市交通数据的一致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和建成区路网密度来刻画合六交通同城化水平。其中，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用城市建成区道路总面积与城市常住人口之比来表征，建成区路网密度用城市建成区道路总长度与建成区总面积的比值来表征。
4.生态同城化。生态同城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之策，是构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推进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于城市生态建设和城市节能环保两个维度。本文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表征城市生态建设，环保投资支出与地区财政支出之比来表征城市生态建设。
5.开放同城化。对外开放合作是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实现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提供动力，激发活力。鉴于此，本文选取外贸开放度和外资开放度来刻画开放同城化水平[24]。其中，外贸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征，外资开放度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征。
为了有效测算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鉴于数据来源的科学性和可获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选取2006—2021年共计16年的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合肥统计年鉴》《六安统计年鉴》以及《六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合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值采取插值法进行处理。
表1 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二)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
基于改进的熵值法对2006—2021年12项指标的384个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经过计算并绘制相关图表，以分析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演进过程。图2指标权重结果显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指标群中，要素同城化指标权重最大，权重占比高达35.65%，其中信息流动和技术流动占要素同城化的权重比重分别为48.43%和31.05%，是决定要素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产业同城化指标权重位居其次，约为30.65%，其中产业结构相似度对于产业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比产业结构高级化大。此外，开放同城化、交通同城化和生态同城化的指标权重分别为15.50%、11.65%和6.56%。
表2 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权重
从图1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合肥和六安同城化高质量综合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合肥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除2014年外，均高于六安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其中，合肥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在2006—2016年这一阶段始终在0.3~0.4区间范围内波动，之后快速上升至2020年的0.5919，达到这一阶段的最高值，之后快速下降至2021年的0.4570。六安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在2006—2014年这一阶段呈现先缓慢波动上升，后快速上升态势;之后由于统计数据修订，使得2015年出现跳跃性缺口，但是总体不影响六安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趋势，六安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由2015年的0.1771逐年上升至2020年的0.3518，增加了98.67%;2021年因新冠疫情状况，六安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降至0.2938。
图1 2006—2021年合肥和六安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
图2给出了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的过程曲线。由图2可知，在考察期内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小幅波动，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由2006年的0.2006上升为2021年的0.3754，增加了87.15%。其中，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呈现阶梯变化特征，2006—2011年，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均在0.2~0.3范围内;2012—2018年，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除个别年份外均在0.3~0.4区间内;2019—2021年，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分别为0.4410、0.4718和0.3754。需要说明的是，2014—2018年，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出现了“凹”式特征，这主要是因为统计部门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对相关数据进行了修订所导致的结果。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取得如此显著成效，这与合肥和六安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密不可分。
图2 2006—2021年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图3显示了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子系统的演变过程。从指数总体趋势来看，要素同城化指数、产业同城化指数、交通同城化指数、生态同城化指数和开放同城化指数整体均呈波动上升趋势。从阶段演变过程来看，2006—2009年，要素同城化指数不断上升，先后超越交通同城化指数和开放同城化指数;产业同城化指数和生态同城化指数处于平缓波动状态;交通同城化指数则下降明显;开放同城化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010—2014年，产业同城化指数由0.0082快速上升为0.1453;要素同城化指数呈大“V”型特征;开放同城化指数、交通同城化指数和生态同城化指数处于平稳波动状态。2015—2021年，要素同城化指数经过2017年的短暂停歇，快速上升至2020年的0.2406，之后快速下降至2021年的0.1151;产业同城化指数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交通同城化指数、开放同城化指数和生态同城化指数波动幅度不大，在较低水平上平缓波动。
图3 2006—2021年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不同指标指数
五、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驱动机制分析
前文研究结果表明，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上升态势特征。那么，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背后的驱动机制是什么?值得本文进一步深入探讨。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同城化高质量发展与政策调控、要素流动、市场支撑、技术扩散、交通设施和开放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鉴于此，本文分别从内源和外源视角分别考察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探寻提升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路径。
(一)驱动因素指标设定
1.被解释变量
自十九大报告以来，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方向，同城化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坚群体，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5]。本文以前文测度的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HLI)为因变量。
2.解释变量：内源视角
(1)要素同城化(Element)。在同城化发展过程中，合肥凭借其充足的优势，会虹吸六安要素资源;当合肥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出现，倒逼要素资源转移到六安。在虹吸和扩散的先后影响和相互作用下，合肥和六安的要素资源不断进行流动，推动了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渐提升。
(2)交通同城化(Traffic)。合肥和六安的城市综合交通较为完善，运输能力充足，高铁车程仅24分钟，汽车客运密度达到10分钟/班，显著提升了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
(3)产业同城化(Industry)。当前，合六市域经济发展仍存在明显的不协调问题，阻碍了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因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持续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
(4)生态同城化(Ecology)。合肥、六安两市均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和中国人居环境奖城市等称号。合肥和六安围绕水、大气、土壤污染治理、工业污染源治理、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开展合作，能够为促进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5)开放同城化(Open)。合肥和六安拥有左右逢源、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为合六开放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因此，提高合六市域的开放合作水平，对于推动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3.解释变量：外源视角
(1)顶层设计(Gov)。顶层设计是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实现的关键，对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起到价值引领和目标导向作用。由于顶层设计既需考虑整体的实施，又要尊重地方的独特性，这就会使得其具有模糊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的关系，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本文以地方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顶层设计的代理变量。
(2)数字技术(Digital)。数字技术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数字技术被认为是实现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然而，数字技术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未能体现出来。基于此，本文结合城市数据的可获得性，从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数字技术要素投入和数字技术发展效能三个方面对合肥和六安的数字技术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具体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表3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3)统一市场(Market)。区域同城化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要想充分释放统一市场的潜力效应，应着重形成以统一市场为支撑，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尤其是同城化的高质量发展。本文根据桂琦寒[26]等的研究，选取16类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数据，采用相对价格法对合肥和六安的市场分割程度进行测量。
(4)消费升级(Consumption)。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不仅包括产业结构升级，也包括消费升级。根据前文的理论逻辑，借鉴杨天宇和陈明玉[27]的研究，本文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消费升级的代理变量，主要是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消费升级的源头。
表4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5 面板回归模型检验
1.内部驱动机制结果分析
表6给出了基于内源性解释变量的混合回归分析结果，从中可以发现以下特征。
第一，要素同城化的回归系数为0.998，其呈现出1%水平的显著性，这表明合六要素同城化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合肥、六安两市的要素资源自由畅通流动，能够促进商品、劳动、资本、信息等要素资源的有机结合，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加速城市间的产业融入程度，从而助推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进程。
第二，产业同城化的回归系数为0.999，其呈现出1%水平的显著性，这表明合六产业同城化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合肥、六安两市不断深化产业协同发展，通过建立规划衔接路径、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推深做实“攀亲结故”工程、谋求合作园区共建、促进产业组团式承接和集群式发展等机制，共同推进合六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进而推进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
第三，交通同城化的回归系数为1.006，其呈现出1%水平的显著性，这表明合六交通同城化的提升有助于推动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在交通设施“同网”中，合肥、六安两市按照“新建一批、拓宽一批、谋划一批”原则，持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尤其是S103和S330初步设计的完成、G312合六路快速化的改造以及合六叶高速改扩建工程更是加快了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
第四，生态同城化的回归系数为1.008，其呈现出1%水平的显著性，这表明合六生态同城化的联动发展有利于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绿色是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合肥、六安两市在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跨界河湖、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大气污染和水环境联合防治、突发性生态环境问题、废弃物回收利用以及碳排放权、排污权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这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合六生态同城化进程，同时也推动了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
第五，开放同城化的回归系数为1.004，呈现出1%水平的显著性，这表明开放合作对于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合肥、六安两市依托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主动对接合肥市跨境电商总部基地暨创新服务中心，深入融入合肥跨境电商生态圈，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均实现了大幅上升，有力促进了合六经济的联动开放发展，进而推动同城化高质量发展。
表6 混合回归分析结果：内源性视角
注：表中***、**、*分别表示变量系数在1%、5%和10%的置信上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
2.外部驱动机制结果分析
表7给出了基于外源性解释变量的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从中可以发现以下特征。
第一，顶层设计的回归系数为1.391，其呈现出10%水平的显著性，这表明顶层设计能够显著推动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进程。2020年合肥都市圈建设领导小组起草的《合六经济走廊发展规划(2020—2025年)》拉开了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序幕，作为合肥都市圈重要核心廊道，集“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崛起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具有“左右逢源”的双优势。合肥、六安两市的顶层设计对于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引作用。
第二，数字技术的回归系数为1.075，其呈现出5%水平的显著性，这表明数字技术流动与迁移有利于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合肥、六安两市科教资源丰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建筑大学、皖西学院等高校集聚于此，为创新兴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集群和联动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才储备和智力资源。另一方面，长三角一体化(合六)科技创新城的引入，将打造长三角一体化产城融合示范区和沪皖合作重大示范项目的集聚地，对于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可见，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会促进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效率的提升[28]，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跨区域协同，为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效能。
第三，统一市场的回归系数为-1.979，其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这表明市场分割不利于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反而进一步说明统一市场更有利于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已有文献指出，地方保护主义是造成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29]。而地方政府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发展战略和投资行为是造成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所在[30]。可见，打破市场分割、破除行政壁垒、促进商品和资本等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对于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支撑作用。
第四，消费升级的回归系数为-0.024，其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这表明消费升级无助于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合肥、六安两市的消费升级虽呈现快速增加趋势，但是消费增长速度却不容乐观，这并不是收入和消费等需求因素所导致的，而是供给结构无法与需求结构相匹配造成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有效供给不足会导致消费升级的程度与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呈现负相关[31]。
表7 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外源性视角
六、研究结论与提升路径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06—2021年合肥和六安两市面板数据，首先利用熵权法从“要素同城化、交通同城化、产业同城化、生态同城化、开放同城化”出发对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进行测算;其次，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别从内源性和外源性维度考察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所示。第一，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且合肥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优于六安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第二，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提升潜力巨大。近年来，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群中，依次排序为要素同城化、产业同城化、交通同城化、开放同城化、生态同城化，这说明合肥和六安两市的要素同城化发展水平较高，生态同城化有待进一步推进。第三，内部驱动机制结果显示，生态同城化、交通同城化和开放同城化是影响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产业同城化和要素同城化虽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成为主要影响因素。外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顶层设计和数字技术影响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统一市场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消费升级的正向影响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提升路径
1.基于内部驱动机制的路径选择。第一，积极吸纳资本、技术、人才、品牌等要素，破除现代化要素双向流通中的制度藩篱，统筹“大要素资源池”建设，深化要素资源与产业、服务融合，促进要素资源共享，构建高效广泛的要素资源流动网络，全面提升合六要素同城化高质量水平。第二
，以打造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目标，推进走廊铁路、公路、航空及水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网格化设计、加强节点控制，实现系统连接，促进各种交通方式有序衔接，着力构建顺畅、快捷、高效、系统的交通运输体系。第三，按照“突出主导产业，完善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塑造创新型产业生态”发展思路，着眼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实现新突破。第四，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树牢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推进环境污染联防联控，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现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局面。第五，全面融入国家战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广泛融入长三角区域合作，构建对外开放高端平台，提高引资引智水平，全面扩大对外贸易。
2.基于外部驱动机制的路径选择。第一，以制度供给为引领，构建城乡、农工服有机联系的空间网络，形成产业跨区域协同、优质服务共建共享的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机制，不断探索“有为政府+有效市场”驱动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第二，制定数字技术发展战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营造良性竞争的数字技术市场环境，积极打造生态化的数字技术发展模式，推动数字技术的融合运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重塑创新体系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第三，结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摒弃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的做法，做到“政府归位、市场有序”，努力塑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双强”体制模式，确保商品要素资源、劳动要素资源和资本要素资源在城乡间、区域间的多维良性互动。第四，以供给侧改革为着力点，设计和实施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增加有效供给，匹配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消费需求结构。
(三)拓展方向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快实施，中部地区加速崛起，在新发展阶段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将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未来可结合公共服务共享、开放格局双向互动、共同富裕扎实推进等方面拓展分析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此外，合肥和六安两市的同城化高质量发展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线性特征，下一步可尝试采用因果分析、收敛交叉等方法就合六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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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2年度六安市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合六同城化水平测度、动力机制及创新路径研究” 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