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市委党校)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然而，在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个长期历史过程仍将面对诸多挑战，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当前，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县域做为城市与乡村空间上的融合区域，是城市之末、乡村之首，既是带动乡村经济建设的核心单元，又是助力城市发展的资源市场，县域不仅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区域，也是联接城乡发展的结合点、突破口，更是城乡要素有序流动的主要载体平台和战略枢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这一范围表现最为突出。
近年来，学界对于县域经济的研究逐步深化，对县域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国外学者开展较早，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拉尼斯和费景汉(1961)的“拉尼斯—费景汉”模式以及托达罗(1970)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对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最终都是要实现城乡融合，进而消除城乡二元化，在一定层面对于提高乡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乡村生产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等具有积极意义。佩鲁(1955)提出“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1996)进一步提出“核心—边缘”理论。以佩鲁为代表的学者基本认同，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中心城市等开始，通过各种作用机制逐步扩散到乡村，最终消除城乡差异。
关于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钟觅琦(2019)、张超和钟昌标(2021)认为，金融良好的发展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2]。何燕(2018)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3]。岳立和雷燕燕(2020)研究发现，生态稳定和环境质量对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4]。
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学界关于县域经济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对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匮乏，而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而助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厘清二者间关系，探究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分析
(一)共同富裕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指引
中国是一个具有人口和地理超大规模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县域涵盖了我国大部分土地和人口，截至2021年底，我国共有县域1866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0%左右，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县域常住人口约7.4亿，占总人口52.4%。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大局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可以说，没有县域的共同富裕就没有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为了解决县域范围发展难题，更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有理论，惟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落地生根。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当前阶段，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需要共建共富。共同富裕的最大关注点在农村。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绝不会默许差距的逐渐拉大，更不会放下相对落后的农村[5]。城乡发展不均衡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解决农村经济落后问题，才是奔向共同富裕的关键。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与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可以实现时空的一致性。只有将县域经济这个基础发展起来，经济蛋糕才会越做越大，共同富裕的道路才会畅通无阻。
(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共同富裕物质基础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要实现城乡融合，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在合作化基础上实现规模经营以及工业在全国范围内平衡分布。当县域成为内循环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就能推动工业在全国范围内更加平衡地分布，进而大大增加县域范围的就业机会和县域以下普通农村致富机会。这种产业的重新布局，使县域经济成为推进中国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为打造县域共同体提供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县域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只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才会创造出极为丰富的物质资料，才能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植物栽培业和动物饲养业集中于县域，因此县域发展会通过粮食生产、食品供给等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直接影响。县域是我国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户籍所在地，县域发展为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提供了“安全阀”，即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并保持体面生活提供了“担保”。总之，县域发展关系着我国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秩序安全，这种“稳定器”功能对共同富裕而言具有前置性、基础性作用。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发展壮大农村产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提升县域范围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推动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创造更多物质财富为迈向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三)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城乡融合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6]。消灭城乡对立的关键在于缩小城乡差距，县域作为城乡空间上的融合区域，城乡发展差距表现更加直观，因此新时代通过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可在加快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同时，更好地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最终形成城乡共同发展，从而助力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7]共同富裕最终能否实现是由社会发展的短板所决定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村人口，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依然有4亿多人口，这部分农民的发展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不可能实现。如果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在于打赢脱贫攻坚战;那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底线任务则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必须重新塑造城乡之间原有关系，走一条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的道路，实现融合发展之路的重点正是在于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增强城市与农村之间统筹发展的力度，通过构建城市与农村协同化发展机制，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发展，形成城乡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另一方面，要加持农业农村农民优先发展，特别要加大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通过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根本上改变农业是“四化同步”的短腿问题，确保农民农村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三、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能割裂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的关系，要同步推动县域经济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要切实发挥创新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第一动力作用，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创新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要切实协调城乡和工农关系，发挥彼此相互带动和引领作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要切实推动县域经济的绿色发展，将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和转型升级放到实现“双碳”目标进程中，使县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开放发展中，各县域要综合考虑城市群以及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现实，在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落实共享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根本原则和遵循，以人民为中心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目的、动力和路径，决不能把经济发展这个手段当成目的。
(二)以县城为载体促进县域内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
县城是中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统筹县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在县域内形成县城与农村地区要素资源双向流动的良好格局，是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目标。从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是确保流动动态平衡的主要因素。在完善好交通设施、供水网络等市政设施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县城农村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机制。推进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实现数字技术赋能水、电、路、气、邮政通信高效管理。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支持在规模较大的城镇完善县级医院建设，缓解周边乡村的医疗卫生需求。有序推进撤点并校，扩大县城义务教育学校扩容增位，鼓励发展职业教育，深化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和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提高教育资源享有水平。发展县城养老托育服务和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实现县域经济带动文化振兴。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角度出发，要以科学的规划引领，多元布局县域经济增长极，实现多极带动的城乡融合发展。引导要素流出的县域开展小城镇建设，建立多元融资机制提高资金投入规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外出人口的就业、养老和医疗问题，盘活存量土地，增加农村居民要素性收入。强化县域经济的要素保障，鼓励农村居民就近就业和创业，开展适合农村人口的职业教育和创业培训，发展多渠道灵活就业和规范的新就业形态。发挥金融支农和农业保险的风险对冲功能，保障创业人员在来源地和本地的合理权益，促进要素从城镇向乡村流动，提高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三)坚持因地制宜走符合地方实际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
我国县域范围辽阔，情况各异，不同地区的县域经济差别巨大，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单一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同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一定要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历史文化以及发展机遇，走符合自身实际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东部发达地区和大都市郊区县域政府的财政实力较强，而且有较为强大的科技实力支撑，同国内外经济交往频繁，其定位应该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经济体系。东北地区肩负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政治责任，应紧紧围绕国防、粮食、生态、能源和产业安全需要布局和发展县域经济，在此过程中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中部地区应抓住国内产业梯度转移的有利时机，改造提升自身县域经济，着力做好大宗农产品生产、产业聚集区等建设，推进合作经济组织与生产服务体系建设。西部地区可围绕具有西部特色的农、牧、药、旅游和特色工艺发展，不断延长产业链和价值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钟觅琦. 我国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浙江理工大学,2019.
[2]张超,钟昌标.金融创新、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江汉论坛,2021(04):5-16.
[3]何燕.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34(18):139-142.
[4]岳立,雷燕燕.新时期甘肃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研究[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0(5):12.
[5]习近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J].求是,2021(10):15.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6.
[7]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本文系2022年度六安市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六安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推进路径”
成果。课题负责人：徐昕;课题组成员：霍亚琴、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