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余静，女，1983年出生，安徽金寨人。2008—2015年就职于金寨县中医院信息科。2015年7月，选派到大湾村，先后担任大湾村第六批、第七批、第八批、第九批选派驻村干部，大湾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现任共青团十九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兼职)，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党委政法委员、人武部部长，大湾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大湾村于2021年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访谈组：赵心慧 王道勇 王晶 韩融
日期：2024年10月4日
地点：安徽省金寨县大湾村旅游服务中心会议室
将军县里的穷乡亲
我们金寨县位于安徽西部，在大别山深处，隔壁就是河南和湖北。金寨在全国很有名，因为我们是革命老区，是“红军摇篮、将军故乡”。在革命年代，金寨人是“最后一把米，拿去当军粮。最后一块布，拿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儿，送去上战场”。解放前，我们县28年红旗不倒，党在金寨发动了2次革命武装起义，先后形成12支红军队伍，有10万金寨儿女参军，其中开国将军中就有59位是我们金寨人，所以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二大将军县。刚解放时，我们县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就有1.1万人，占全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红色基因是我们最明显的特征。
除了红色基因，我们县还有两个特征。一个是面积特别大，总面积有3900多平方公里，是安徽省面积最大的一个山区县、库区县。还有一个是移民多。我们靠近淮河，淮河以前水灾很多，毛主席就题词要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修建水库根治水患，全县有10多万老百姓搬离家园。搬到哪里去呢?我们县虽然大，但世世代代下来，好地方都被占满了，老百姓又不愿意搬得太远，所以主要是安置到我们县的一些深山里。当时是计划经济，老百姓都种地，没有什么人外出打工流动，住在深山里，除了日子苦一点，也没有什么其他感觉。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发展起来了，县里交通方便的地方也跟着发展起来。住在山里的日子很苦的感觉逐渐地明显起来。我们县在2011年的时候被列入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全县大概200个山区村中有三分之一是贫困村。到2015年底，全县贫困人口还有8万多人。
我原来是在县中医院信息科工作，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工作号召，我报名来驻村。从2015年7月到村里报到，一直到现在，有9年多的时间，我一直是大湾村第一书记。我们村是典型的山区村，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一直很穷，2014年全村贫困发生率是29%。村里有一句话叫“大湾好风景，出门就是岭，不是石头绊了脚，就是茅草割了颈”。因为在山里，出门就是山，村民大多住在山脚下，也有一些分散在大山上。经过多次合并，现在我们村有18个居民组，1032户，3665人。
我刚到村时，全村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就连亲戚也不愿意来走动。对村里年轻人来说，“逃”出去，是唯一的“活路”，所以不少人都在大城市里打工，一般是做建筑工，在工地上干，也有进厂做事的，好一点的就是在上海和杭州做油漆工，搞点装修。当时从上海回来一趟很不容易，先要坐绿皮火车到合肥，然后从合肥汽车站转坐长途汽车到县里，再转公交车，最后坐“三轮蹦子”到家，来回一趟要3天时间，“穷窝”难回。渐渐地，村里年轻人基本看不见了。人穷志短，当时大湾村的干群关系很紧张。我刚来时，上门去家访，我从前门进，人家就从后门躲着走了。
总书记来到了大湾村
我们村命运改变的转折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来村里看望贫困户。2016年4月24日上午，总书记从北京到了合肥，然后就坐车到金寨县。他先到的红军广场。那天下雨，他在雨中献了花篮，深深鞠躬，然后到县红军纪念堂瞻仰，随后就到了我们村。
我们村能被选为总书记的调研点，很幸运，我们只知道北京有大领导要来，至于是谁来，谁也不敢问。
4月24日下午，总书记到了大湾村。他一共走访了5户人家，先是去陈泽平家，然后是汪能保家，接着又去了汪达伟、汪达开、陈泽申三家。其中第一家陈泽平和最后一家陈泽申，是老哥俩，亲兄弟。我就着重讲一讲这兄弟俩的脱贫过程。一个原因是，这哥俩不是村里土生土长的，他们是因为修水库，移民过来的，来了已经有四五十年了。另外，他们两家情况还不一样，哥哥陈泽申家是因学致贫，弟弟陈泽平家是老两口，没有什么固定收入。
先到的是弟弟陈泽平家。当时陈泽平56岁，家里很困难，他儿子前些年出车祸去世了，可以想象，这个打击有多大，他老伴右手残疾，干活很受限制。陈泽平家当时光线昏暗，也比较乱，不是我们不想帮助整理一下，是上面领导说了不允许整理，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在陈泽平家里，总书记说了不少话，了解得很详细，主要是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总书记看到他家床边堆着十多个麻袋，就摸了摸袋子，问“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我就说装的是稻谷。总书记就问：“这间房子住人，还做仓库用啊?”陈泽平就回答说，家里倒是有地方堆，就是习惯了，觉得稻谷重要，放在床边放心。有2000斤，都是晒干了的。总书记就笑了。接着他看见房梁上挂着的一刀一刀的腊肉。我们这个地方的习惯，过年前会把自己家辛苦养了一年的猪给杀了，切成一刀一刀的，肉涂上盐，白天有太阳时就拿出来挂在外面晒，一晒要晒好几个月，想吃的时候就割一点。总书记就问：“是你自家养的猪吧?”陈泽平说：“是的，过年前杀的，卖了一半，留了一半自己吃。”总书记又问：“黑猪还是白猪?”陈泽平说：“是黑猪，我们大别山地区主要是黑猪，黑猪肉好吃。”总书记问：“喂的是熟食还是饲料?”陈泽平就说：“熟食，家里栽的红薯藤子就够它吃的。”总书记看见陈泽平床上的被罩是新的，垫单也是新的，他当时看了一下没有说话。我估计总书记心里在想，这家是贫困户，被子还蛮新的。其实这是陈泽平闺女过年时给他老两口买的，真不是我们临时换的。
总书记又一抬头，看见他家屋顶上拉了好几条电线，都是陈泽平自己拉的，他就笑着说：“这里拉的电线可有点乱啊，要注意安全。”随后看到他家桌上摆着一台老款的彩色电视机，带高压包的那种。总书记就问：“这个电视能收多少个台?清楚不清楚?”陈泽平就说：“有20多个台呢，很清楚。”总书记问：“你平时喜欢看哪个台?”陈泽平说是中央电视台13套，他边说边打开电视，出现的第一个台就是CCTV-13。总书记很高兴，微笑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我们就递上陈泽平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基本情况调查表。总书记一边翻，一边念表格上的项目：“移民直补”“公益林补贴”“计生奖”“劳务收入”，一边向陈泽平了解搬迁的支出和补贴情况，还问他愿不愿意搬到山下去。陈泽平回答得很爽快：“党的这个政策好，我欢迎!”
第二户是汪能保家。汪能保夫妇俩当时已经60多岁。他家也很不幸，儿子很早就去世了，女儿嫁到外乡，老两口都有高血压，他们家是因病致贫。进了他家门，总书记紧紧握着汪能保的手说：“老汪，你好，我来看望你们!”汪能保很激动地说：“做梦都没想到您会到家里来，共产党政策好，给我们带来好多福分啊!”总书记拿过他家的扶贫手册，从第一页开始翻阅，了解情况。我们就跟总书记汇报，村里正在帮助汪能保办理慢性病鉴定，申报补助，还准备给他们家安装光伏设备，帮助种一些茶叶。总书记问汪能保，一年吃药要花多少钱，汪能保老婆说每年大约要3000多元。总书记就说，因病致贫、因残致贫问题时有发生，扶贫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兜底措施，在医保、新农合方面给予更多扶持。
走出汪能保家，总书记又走访了汪达伟、汪达开、陈泽申家。我们就沿途向总书记介绍村里的茶园、鱼塘、小型光伏电站等扶贫项目。总书记问得很细，问了生产经营和成本收益等，还跟大家一起算了一下村里可能会在哪一年脱贫。
最后走访的陈泽申，是第一户陈泽平的哥哥。陈泽申中年丧子，全家只有他与小孙子相依为命。我想强调一下，我们村要说穷，也是穷，但基本的生存还是有保证的，这一点跟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还不太一样，这里毕竟山清水秀，离上海、南京、合肥都不算远。所以我们村的贫困户的穷，都有特殊的原因，比如总书记这次看的5户人家中，有3户人家都是因为儿子意外过世，家里没了强劳力，没有人去外地打工，手头就很紧。其中，最后一家陈泽申家是最苦的，儿子出事后，儿媳妇就改嫁了，后来他老伴也因病去世，只有爷孙俩相依为命。陈泽申老人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我的命这么苦?”当地的老话都说“穷挪门、富迁坟”。他找过风水先生来算，风水先生说他家门向不好，要改门向才能改命运。陈泽申很相信，马上把正门从南向改为东南向。可是改了之后，生活并没有什么转机。他一个人带着小孙子过日子很不容易，他说养羊，加上还有几亩田撑着一个家，2015年一年收入还不到3000元。总书记问陈泽申：“你有啥愿望?”陈泽申说：“希望2016年收入能翻一番。”后来他的这个愿望“超额”实现了。听说陈泽申的孙子在读高三，马上就要高考，总书记详细地问孩子的学习情况。他说，要做好教育扶贫，不能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教育跟不上世世代代落后，学一技之长才能有更好保障。
最后，总书记在陈泽申家门前的小院开了一个座谈会。陈泽申家你们也去看过，当时他家是独门独户，在村里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现在其他搬迁户的老宅基本推平了，集中建了搬迁区。他家老宅原样保存了下来，他和孙子搬到新楼里去住了，这个老宅现在就成为旅游打卡点。他家院子不大，当中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筛花生，旁边摆了一圈的椅子，他家只有两三把椅子，剩下的都是从周围邻居家借来的。
总书记在院子里坐下后对乡亲们说，我这次专门来看望大家。从北京坐了一个半小时飞机到合肥，又坐了一个半小时汽车到金寨，再用一个多小时进山，来到你们这里，就是要了解农村脱贫特别是革命老区扶贫的真实情况。他还说，在地方工作时，我一直抓老区建设，同老区很有感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特别是不能忘了老区。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老区人民为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老区人民对党无限忠诚、无比热爱。经过数十年发展，老区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放在全国范围比较，还有不小差距。党中央高度重视老少边穷地区尤其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要实施精准扶贫，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过硬的。
我也向总书记讲了自己参加扶贫的一些事，说到村里现在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74户415人。总书记就问我：“像光伏扶贫这样的产业化扶贫措施，还有哪些?”我说：“还有茶叶、种植、养殖。”“这些措施是长期的吧?”我回答说：“是的。”总书记说，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叮嘱我们要“横下一条心来抓”，说到这句话时，他的语气明显加重。总书记的话让我感到肩头的担子沉甸甸的。我当场就向他保证：“大湾村一户不脱贫，我坚决不撤岗。”
“红”“绿”融合的新路子
总书记走后，我们村就谋划怎么搞好脱贫。我们村兼备红色资源和绿色资源。我们想，70多年前，大别山的千里苍翠守护了红色火种。今天，她也一定会用绿水青山慷慨馈赠我们。所以村里就下定决心，要走出一条“红”“绿”融合发展的路子。
先说说红色资源。我们全县有很多红军烈士墓地。去年清明节，我们乡村干部搞活动，到附近的红军烈士墓地，大家一起动手，给烈士墓边清理杂草。我们村革命旧址比较多，有六安六区十四乡苏维埃政府旧址、鄂豫皖边区党委机关驻地旧址、抗战时期干部培训班旧址等，董必武、李先念、叶挺等人都在我们村工作和生活过。我们就想一定要保护好、挖掘好这些红色资源。比如，十四乡苏维埃政府是1930年成立的，办公地点就在我们村的汪家祖宅。这个祖宅看着门脸不大，但里面是三进，始建于明代，现在的房子主要是清代的。你一进门就能看到大堂上挂着一个巨大匾额，上面写着“行端品卓”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清代嘉庆年间的。因为没有维护，时间长了，这个祖宅就成了危房。以前没人觉得这是一个宝贝，但我们想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精心守护好、利用好，于是就申报了国家文物保护专项经费。钱下来后，我们就对旧址进行了修复，是修旧如旧的。现在来旅游的人，在祖宅里坐坐走走，听听村民们的介绍，很有代入感、现场感，对我们的先人尤其是我们的革命前辈就有了切身感觉。
还有绿色资源。我们村里明确的发展思路是“山上种茶，家中迎客”。金寨县很有名，但我们县属于六安市，甚至有一些人会把“六安”读成了“liù安”，其实是读错了，要读“lù安”。但要说到“六安瓜片”，大家就熟悉了，因为它在历史上就是名茶。我们村种茶的年头很久了，但一直不成规模，很多小茶园没有人管理，荒废很多年。因为地处偏僻，村民以往只能眼巴巴等着茶贩子来收，如果没人来，那一天等于白干。当时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建个茶厂?自己种、自己收、自己炒、自己卖!经过走访，又做了不少劝说和宣传的工作，村里对1000亩老茶园进行了改造提升，又新建了1000多亩的标准化茶叶基地。县里跟徽商银行争取，银行很支持，贷到了1600万元的产业脱贫基金。用这笔钱建了一个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大湾茶厂，让一家龙头企业来管理，我们的茶园管理、茶叶采摘、炒制加工等环节都需要村里人干活。现在，大湾村已经有5000余亩茶园，不少村民在茶园打工，茶叶销售价格平均每斤45元，带动400多户茶农，每户增收3000元以上。
我们的目的是把红色资源和发展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让外来的游客能在我们村待上一天，吃一两顿饭，最好能住上几天，这样农家乐、民宿都发展起来了。我们村边有一个马鬃岭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每年来玩的人不少，这是一个优势。大湾大湾，你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我们村有水。我们村都是在大山脚下伴山而建，山脚下的这条河挺大，我们就依河搞了一个大湾漂流，整个漂流有5公里长。在山上玩之后，在我们这里吃点饭，看看红色景点，然后可以再玩点刺激的漂流。现在人尤其是年轻人很会玩，一到节假日，这个漂流是一票难求，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帮着订票。
2018年的时候，我们村出列，2020年全部户脱贫。现在，村里有64户人家开农家乐、农家小院和旅游民宿。2023年，村里一共接待了50多万名的游客，旅游综合收入有700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16年的不足10万元增加到2023年的240多万元，人均收入由2016年的7120元增长为2023年2.2万元。这个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我们村算是在“红”“绿”融合中尝到了甜头，周围的村比我们村情况稍差一点，但也都发展得挺好。脱贫以来，我们的网格员每个月到各家各户去走访核查，以便出现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
“口袋”“脑袋”一起富
俗话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泄了，就是给再多钱，吃得再好，住得再好，都没有用。所以我想扶贫一定要重扶志，村里人要“口袋”“脑袋”一起富!2015年，我刚到大湾村时，儿子6岁，女儿不满6个月。这些年，我陪伴孩子们的时间屈指可数。要问想不想孩子?肯定想!我也是女人，一个母亲。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抱在怀里，我的孩子只能养在手机里，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平时孩子要上学，每年“五一”“十一”期间，我们村来的游客很多，我不放心，也没法请假。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些年我和工作队员以村为家，我们的付出，村里人都看在眼里，我和我同事的这股工作干劲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无言的鼓励。
为了给村民鼓劲，我们建了一个“农民大舞台”。这个大舞台在村里最显眼的位置，离游客中心不远。2019年以来，这个舞台先后演出了我们自己创作的《农耕秀》等70多个文化节目，参演人员有600多人，其中95%都是我们本村的，有100多万人观看过。我们还在这个大舞台上，连续办了6届大湾“村晚”。每年只要有时间，我都上台主持。今年我们正在进行初步的准备，我主持，男主持选的是我们村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因为“村晚”搞得早，在网上名气还可以，现在我们村是国家级“村晚”示范展示点。现在在网上搜，也能找到以前的一些视频。
我们还搞了一个“振风超市”评比。“振风超市”是村里的一个小超市，规模不大。但不同于一般的小卖部，因为村民在村里可以用积分直接兑换东西。我们搞了一个积分制，当月劳动增收多少，卫生评比是什么等级，在文明家庭评选中又是怎么样的，都记下来，搞得好的就给积分。每到月底，村民可以凭自己攒的积分，到小店兑换洗衣粉、肥皂等日常用品，一个积分算一块钱。
这些举措虽然很小，但是能提振乡风，能调动人。能到台上跳一跳，对村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准备演出都很认真。在准备演出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要排练，经常交流，总比窝在家里发呆好吧?超市的这个积分最初也有人觉得无所谓。但是时间长了，谁的积分多，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大家想到的既是里子，是实惠，更是面子问题!这样讲吧，大舞台、小积分，一大一小，作用都不错，能给村民们提气，大家相互追赶，都不想落在别人后面。
请求“摘帽”和“捐款”
说了村里脱贫的大体情况。再回过头来说说具体的事，就是陈泽申、陈泽平这老兄弟俩的事。
刚才我说过了，哥哥陈泽申家里只有一老一小两个人，缺少劳力。为了帮助他脱贫，县、乡两级在2014年的时候就用互助资金帮他家安装了一个小型光伏电站，由他负责维护。2015年时这个光伏电站有3000元的收入，一半用于还款，另一半就是他家的收入了。几年后，还清了互助资金，所有的收入就都是他的了。村里搞“红”“绿”融合发展，陈泽申家有3亩多茶园进行了流转，当时每年有1600元的流转费。2016年底，村里的安置房建好了，他搬进了二层小楼，他的宅基地腾退后，有9万多元的补偿款。原来他就有库区移民补贴，这期间村里给了他扶贫专项补助。你算一算，这一年下来有多少收入?我们算的，2017年全年收入大概是3.3万元。有一天，陈泽申到村部找到我，很郑重地跟我说：“我得‘摘帽’!国家负担重，咱不能一直麻烦国家。”我们很感动。陈泽申老人后来一直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他先是在茶厂找了一份工作，就是游客来了，带游客体验体验怎么采茶、怎么炒茶，每个月有2000元的收入。今年陈泽申老人74岁了，茶也炒不动了，他就跟村里申请，把他家腾退的老堂屋批为土特产商店，买卖河虾、河鱼、茶叶、笋干等土特产，自己当起了小老板。他孙子考上大学后，农商银行给办了助学贷款，帮助小孩完成了学业，现在孙子在合肥一家软件公司上班，每月有6000多元的收入。人到暮年，陈泽申跟2016年相比，却显得年轻了许多。他逢人就说，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不是风水迷信，是党的好政策，是自己的双手!
再说弟弟的事。弟弟陈泽平更是不甘落后于人。他有一个手艺，就是会搭架子，做架子工。我们村改造旧屋子，许多架子都是他参加搭建的，他也经常在附近村里给人搭架子。但架子工不是每天都有事可干，村里给他安排了一个生态护林员的公益岗，一年有一些固定的收入。他还搞副业，养了一头黑毛猪，地里种上天麻、茯苓、黄精，还常到村子周边的山上采野生猕猴桃、山核桃去卖。他以前喜欢喝酒，现在也不怎么喝了。他常说，咱可是向总书记拍过胸脯的，不能全靠国家，要自己努力早日脱贫!这些年下来，老陈家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现在每年都有三四万元的收入，老两口完全够用了。
2020年一过完年，新冠疫情在湖北蔓延，我们村隔壁就是湖北，村里人都很关心这个事，天天看电视新闻。当然不仅仅是因为疫情跟咱们自个儿有关，更是这些年下来，村里人都受惠于国家，对国家的事也就更加关注。我记不清楚具体时间了，大概是2020年3月份的一天，我正在村委会里跟其他人谈事情，突然陈泽平老人就远远地走过来，向我使劲地招手。我还挺困惑，老陈这是有什么事吗，这么神秘。我就朝他走了过去。他偷偷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大沓钱，都是新的，一张一张的。我吓了一跳，就问：“老陈，你怎么有这么多钱，要做什么?”陈泽平说：“我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最近的银行营业厅离我们村部有10公里远，他又不会骑电动车。我就问：“你怎么去取的?”他笑了笑说：“走着来回的，不远。”接着他就说：“这钱一共是1万元，我要捐给湖北!这些天我晚上总睡不好觉，总觉得国家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总得表示表示。我没有什么钱，你是知道的，只能捐1万元了。但是怎么捐，我不懂，你是书记，就是组织，我就交给你了。”说完就把钱塞到我手里，转头就走了。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想追他，但他走得太快。回头我们村里干部商量过几次，觉得他是贫困户，刚脱贫，这个钱不能给他都捐了。我又去跟老陈谈了几次，他拿定主意了，坚持要捐。我们总觉得这事不合适。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悄悄地跟他说，你捐这么多，村里其他人怎么办?他们如果跟你一样，捐多了，不会又让大家返贫了吧?那我怎么办?最后我们就各让一步，妥协了，定下他捐1000元。虽然钱不多，但是这是一个脱贫老人的一片心意。现在我每天在村里转，看到老陈，就打个招呼，聊聊天。看他每天还在忙碌着，我觉得我们国家真好，我们村的人也真好!
(《学习时报》2025年05月30日第03版)